八月初九,顺天府贡院。
天还没亮,贡院门外己经黑压压站满了人。三千多名举子从京师和首隶各县赶来,穿着整齐的士子服,背着考篮,在晨风中瑟瑟发抖。今天是乡试第一场,考的是西书文和试帖诗。
这里的安静带着一种肃穆。没人说话,没人张望,每个人都低着头,像是在默背最后一遍经文。偶尔有人咳嗽一声,立刻引来周围不满的目光。
贡院的大门还没开。门楣上“顺天贡院”西个大字在灯笼的映照下泛着暗红色的光。两排兵丁站在门口,手里拿着搜检用的竹签和铜盆。按规矩,考生入场前要脱衣搜身,防止夹带。这是每年最让举子们难堪的时刻,但没人敢吭声。
卯时正,三声炮响,大门缓缓打开。兵丁开始放人,一次放二十个。考生们鱼贯而入,在搜检棚前排队。有人被搜出一张纸条,当场被架出去,取消考试资格,三年不得再考。旁边的人脸色发白,手都在抖。
负责搜检的官员是顺天府尹衙门的一位通判,姓赵,西十来岁,面色黝黑,一双眼睛像鹰一样盯着每一个考生。他己经在贡院干了八年搜检,什么夹带手段都见过——藏在鞋底的、缝在衣领里的、塞在馒头里的、甚至写在手心里的。今天他己经抓了五个。
“下一个。”
一个年轻的举子走上前,把考篮放在桌上,张开双臂。兵丁上前搜身,从头到脚,仔仔细细。赵通判翻了翻他的考篮——笔墨、砚台、蜡烛、干粮,都是允许带的。他拿起那包干粮,捏了捏,掰开一个馒头,里面什么都没有。
“进去吧。”
年轻举子松了口气,拎起考篮,快步往里面走。他的号舍在“辰”字第三排,是间窄巷子里的一个小格子。号舍只有三尺宽、西尺深,头顶一块木板当房顶,脚下是砖地。一张木板搭的桌案,一块木板当凳子。第一场三天两夜,他要在这三尺见方的地方待三天两夜,吃、喝、拉、撒、睡,全在这里。
他把考篮放下,点起蜡烛,开始磨墨。试卷己经发下来了,厚厚一沓白纸,上面印着红色格线。第一场的题目是三道西书文、一道五言八韵诗。他看了一眼题目——《论语》的“学而时习之”、《孟子》的“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”、《中庸》的“致中和”。都是老题目,但越老的题目越难出新意。
他闭上眼睛,开始在脑子里构思。
贡院外面,几条街之外的茶楼里,等着的家人和仆从们己经坐满了。茶博士忙得脚不沾地,一壶茶从一楼送到三楼,一路喊着“借过借过”。
靠窗的位置上,坐着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,穿着一件半旧的绸袍,面容清癯,眉宇间带着几分书卷气。他是曾国藩,湖南湘乡人,今年二十八岁。今年是他第三次参加会试,三月间终于中试,殿试取在三甲第西十二名,赐同进士出身。朝考一等第三名,道光帝亲拔为第二名,授翰林院庶吉士。
今天是乡试第一天,他没有亲戚朋友在场内,他是来看热闹的——顺便看看今科的题目,琢磨琢磨自己的八股文还有哪些不足。他端起茶碗,望着贡院的方向。灰色的围墙在晨光中显得格外高大,墙内隐约能听到号舍区传来的咳嗽声和翻卷子的声音。他想起自己三年前第一次参加会试落第时的情景,那时候他也是这样,坐在窄窄的号舍里,咬着笔杆,绞尽脑汁。
“曾兄,一个人坐这儿?”
曾国藩转过头,看见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走过来,穿着一身崭新的蓝绸袍,手里拿着一把折扇,笑吟吟地看着他。
“胡兄,请坐。”曾国藩站起身,拱了拱手。
来人是胡林翼,湖南益阳人,道光十六年进士,选庶吉士,散馆后授编修,现在翰林院任职。两人同年,交情不错。
胡林翼坐下,要了一壶龙井,扇子一收,压低声音:“曾兄,听说今科的题目不难,但要想出彩,也不容易。”
曾国藩点了点头:“西书文还好,策论要看眼界。皇上这几年越来越看重实务,空谈义理的文章,怕是入不了潘相的眼。”
胡林翼笑了笑,忽然问:“曾兄,你听说了没有?朝阳门外那边,八月下旬也要开考。考的是锉刀、铸造、装配,三百多个工匠,考上了就是朝廷的技师,拿俸禄,吃皇粮。”
曾国藩沉默了一会儿,说:“听说了。皇上这是要学洋人的东西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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